中国每年举办的各类信鸽比赛有两万多场，图为西安国际信鸽比赛现场。 （人民视觉/图）

田小明已在看守所待了半年，他“栽”在一场比赛上。

50岁以前，田小明是名信鸽爱好者，喜欢带着自己的鸽子去参加各类比赛，他的“鸽乖乖”也总能在地方赛中获得不错的名次。

50岁之后，田小明从爱好者变成了行业从业者，开设了一家信鸽俱乐部，专业养殖信鸽并组织信鸽比赛。

比赛只组织了两届。2021年10月，田小明组织的第二届“四关鸽王赛”刚比完第一关，他就被指控涉嫌开设赌场罪，羁押至今。

事实上，因为设置了高额奖金，以及赛前可指定信鸽的玩法，关于信鸽比赛是否涉嫌赌博的争议一直不断。分歧不仅存在于信鸽圈和法学界，不同地区的法院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裁判：有认为是赌博的，也有认为是正常体育活动的。

中国信鸽协会（简称中鸽协）一副会长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信鸽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百亿元，每年举办的各类信鸽比赛有两万多场。信鸽行业也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包括饲养、训练、交易等环节在内的产业链。

在他看来，信鸽比赛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项目，不能简单以“赌”或“非赌”一概而论，当务之急是加强行业监管，进一步确立行业规范。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田小明案经过补充侦查后，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足环：3元买5000元“卖”

江苏扬州江都区花木大道。在离328国道约四百米远的地方，有27栋建筑面积约180平方米的两层“别墅”，房顶是彩色的，外墙铺满了原木色的板材。

这是扬州飞翔鸽业有限公司的寄养棚。在信鸽圈，该公司有一个更常用的名字：江苏弘腾国际赛鸽俱乐部（简称“江苏弘腾”），其负责人就是田小明。

将“别墅”和“别墅”连接起来的，是水泥路、草坪和人工湖。最主要的“住户”是五千多羽信鸽和照顾它们的人——每栋建筑里最多只能有200羽鸽子，至少要配备3名工作人员，分别负责训练、饲养和清洁。人和鸽子各占据一半空间，一楼是工作人员的操作间、休息室，二楼是鸽棚。

成立赛鸽俱乐部前，田小明已经养了近二十年信鸽。田小明的妻子周春霞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两人刚结婚时，田小明就养了几羽鸽子，“当时条件差，鸽子养在鸡笼里面”。

婚后没几年，两人开始做机械配件生意。赚了些钱之后，他们在高邮市区买了房，带着鸽子搬进城里。市区不让随意搭鸽棚，田小明就将鸽子送到了朋友的棚里。也是那时，田小明加入了高邮市信鸽协会，并开始带鸽子参加高邮、扬州等地的比赛。

再后来，两人的生意慢慢转向城市道路绿化和房地产业，鸽子的生活水平也“直线上升”，先是住进了单独修建的小平房，后又有了一名专门负责日常饲养和训练的工作人员。

周春霞记得，至少在高邮市的比赛中，田小明的信鸽总能获得名次。在她的印象里，田小明买过20万元一羽的信鸽。

2015年后，意识到房地产行业不好做，田小明夫妇决定转型。在朋友的建议下，他们于2019年筹建江苏弘腾，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信鸽养殖和策划信鸽赛事活动等。

信鸽俱乐部成立后不久，田小明开始筹备信鸽比赛，这也是信鸽俱乐部盈利的重要手段。

2020年，江苏弘腾向扬州市信鸽协会书面报备了“四关鸽王大奖赛”的赛程。

信鸽比赛的逻辑是运用信鸽归巢的本能，在同等距离内选出速度最快的鸽子。中鸽协一名副会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比赛距离、模式等不同，信鸽比赛有很多种。江苏弘腾举办的“四关鸽王赛”是多关赛，即在规定时间内信鸽要参加4次比赛，以其4次成绩总和确定最终名次。

江苏弘腾在赛鸽信息发布平台中信网上公布的赛程显示，比赛采取发售足环的形式。

“足环”是信鸽脚上戴着的一个高约11毫米、内径约8毫米像戒指一样的小圈，上面有中鸽协定制的编号。中鸽协发布的《中国信鸽足环管理规定》明确，在中国境内举行的信鸽比赛，参赛信鸽必须佩戴信鸽足环。

足环不是在赛前才发售。前述中鸽协副会长介绍，信鸽出生后约7天，就会被戴上足环，“信鸽出生不久，爪子很小，足环能戴上去；超过7天，信鸽的爪子越来越大，足环即戴不上去也取不下来了”。因此，和身份证类似，足环和信鸽一一对应，也是日后参赛的“资格证”。

领取一枚专用足环，需缴纳参赛费人民币5000元整，所收参赛费全部设为日后比赛的奖金，俱乐部提取10%用于后勤费用，其余奖金全部发放 。

张福龙是江苏弘腾的工作人员，他表示，俱乐部比赛使用的足环是从扬州市江都区信鸽协会购买的，每枚价格为3元。

2020年“四关鸽王赛”的参赛信鸽来自22个寄养棚，每个棚有180羽信鸽。按照每羽信鸽的足环费5000元计算，扣除俱乐部提取的10%共198万元后，奖金总额约1782万元。其中，单关比赛的前50名都有4万元至5千元不等的奖金；最终排名的前310名，奖金为100万元至3万元不等。

在诸多信鸽行业从业者看来，这只能算是行业内一般的奖金水平。比如，河北开尔爱心公棚公布的2022年国际鸽联“洲际杯”国际公棚鸽王赛（唐山开尔站甲级）赛事章程显示，最终的冠军信鸽获得的奖金为1000万元。

比赛后的拍卖分成，是俱乐部的第二笔收入。2020年“四关鸽王赛”赛程规定，最终排名前310名的信鸽，必须参加赛后的拍卖；拍卖收入70%归鸽主，30%归俱乐部。

张福龙解释称，只要鸽子参加比赛的成绩足够好，即便它此前寂寂无名，赛后也能卖出高价，“比赛完之后人家把它买回去做种鸽，再培养下一代”。

2019年3月，河北开尔实业集团董事长邢伟以125万欧元（约人民币972.55万元）买下一只名为“阿曼多”（Armando）的4岁比利时雄性赛鸽；一年后，他再次以160万欧元（约人民币1247.9万元）拍下了一只名为“新金姆”（New Kim）的比利时雌性赛鸽。

江苏弘腾在中信网上公布的信息显示，2020年的冠军信鸽在赛后被拍出了180万元的价格。知情人士透露，该场比赛拍卖总金额约为800万元，江苏弘腾从中获利约240万元。

江苏弘腾公司饲养的信鸽。 （受访者供图/图）

计划被打断

熟悉田小明的人士表示，尽管看起来赛鸽的利润不低，但第一年组织比赛，俱乐部并未盈利，“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弄，有一个摸索的阶段。”

按照计划，2021年江苏弘腾俱乐部本可以盈利。前述人士算了一笔账：第二年，各方面的成本节约了很多，“不算开支，毛利润是增加的”。

相比上一年，2021年，寄养棚增加了5个达到27个，每棚的信鸽数量也从180羽增加到200羽，足环价格不变。据此计算，此次比赛的奖金总额约为2430万元；江苏弘腾从奖金中获得的利润约为270万元。

赛程还明确，成绩前475名信鸽都将参加赛后拍卖，也比2020年多了165只。

但此次比赛，并未走到赛后拍卖的环节。

2021年10月18日，是第二届“四关鸽王赛”举行第一关比赛的日子。比赛前一晚，田小明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参赛的信鸽运到了河南杞县。

当天早上6点48分，在杞县服务区，共放飞了27个寄养棚的3303羽信鸽。它们的目的地，是505公里外的寄养棚。部分鸽主在扬州的俱乐部等着，按照上次比赛的经验推断，速度最快的信鸽，会在当天下午2点左右到达寄养棚。

张福龙记得，实际上，第一只信鸽应该是下午一点多到达寄养棚。到了第二天中午，还没飞回的信鸽基本就要淘汰了。

原计划2021年10月19日晚上7点，俱乐部会将裁判、鸽主聚在一起，确认第一关比赛的名次；10月20日，就会把相应的奖金打到对方账户上。

警察的突然造访打断了俱乐部的计划。鄂厚荣是10号寄养棚的负责人，他记得，2021年10月19日下午6点多，他给鸽子喂完药，又给它们添了水，还没来得及吃晚饭，警察“一下子就冲进来了”。他因涉嫌聚众赌博被带到了派出所，后来办理了取保候审。

田小明也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理由是涉嫌开设赌场。知情人士透露，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的查案线索来自“群众举报”。

受到处理的还有参赛者。一名参赛人员收到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显示，该参赛人员被指参加江苏弘腾“本年度的赛鸽赌博活动，投注数次……行为已构成赌博……拟对你处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处罚”。但他提出了异议，“我按中鸽协的章程，参加职业赛鸽指定，不属于赌博”。目前，该行政复议案件正由扬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审查。

警方随后冻结了公司账户。公司的钱用不了，但几千只鸽子日常还需要吃喝、照料，周春霞只好托人联系鸽主，把鸽子都领了回去。

“不是纯靠运气”

田小明被羁押后，周春霞为其聘请了律师，希望做合规不起诉或无罪辩护，“如果觉得是赌博的话，我怎么可能让老公投资五千多万，把全部的家当都投进去？”

在律师看来，高额奖金，以及赛前可指定信鸽，确实让信鸽比赛看起来有点像赌博，但比赛起到了选拔优质信鸽的作用，又充分体现了竞技体育的特性。

某法律行业从业者认为，信鸽比赛不同于赛马、斗牛等常见利用动物赌博的活动，其比赛结果不属于“完全射幸性项目”，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换句话说，信鸽比赛的输赢，不是纯靠运气的产物，前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该法律行业从业者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信鸽爱好者的认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苏弘腾2021年3月收到的幼鸽有五千多羽，参赛费也是按照五千多羽的数量交的。但到了同年10月比赛时，参赛信鸽只剩下三千多羽，少掉的两千多羽信鸽，都属于折损成本。

前述中鸽协副会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四关鸽王赛”属于寄养棚赛，鸽主是无法自行训练信鸽参赛的，他们必须在信鸽出生30天至50天内，把戴好足环的信鸽送到江苏弘腾，并选择一个寄养棚，将信鸽交由对方饲养、训练。7个月后，存活的信鸽就可直接参加比赛。

在江苏弘腾举办的“四关鸽王赛”中，鸽主需要缴纳的费用是5000元的足环费和每只信鸽1500元的饲养、训练费用。

张福龙解释，信鸽日常的训练、疾病防治、药物等费用，由寄养棚承担。但是寄养棚的水电、人员三餐等日常开支，参加比赛人员的食宿、组织拍卖及相关费用、赛后答谢宴等，均由俱乐部承担。

“为什么现在信鸽比赛奖金这么高，因为它带有竞技的性质，它越来越专业。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一样，最后踢成明星了，过程中他要淘汰多少人？他要有多大的投入？”前述中鸽协副会长表示，最后获胜的信鸽，实际代表的是淘汰群体的优胜者。

在他看来，信鸽比赛是竞技项目的依据很充分。

中国的信鸽运动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1961年，原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把赛鸽列为陆上运动项目。

1984年12月，中国信鸽协会在上海成立（秘书处1995年搬到北京）。中华体育总会在1985年1月发布的《关于成立中国信鸽协会的通知》中提到，“饲养和训练信鸽，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体育活动”。

前述中鸽协副会长记得，中鸽协成立后，体育总局开始介入信鸽运动的管理。1994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成立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信鸽与钓鱼、风筝、龙舟等非奥运比赛项目，均被纳入社体中心管理。国家体育总局1999年和2006年公布的体育运动项目名单中，信鸽也在其列。

江苏弘腾的信鸽寄养棚。 （受访者供图/图）

“明指”和“暗指”

具体到江苏弘腾举办的信鸽比赛，定性上也确有模糊地带，主要与“指定赛”有关。

《中国信鸽竞赛规则2019》规定，“指定赛”是依附于主题赛事、为指定赛鸽单独排名的竞赛，是为“衡量特定信鸽的竞翔能力和判断育翔者（训练信鸽的教练）的育种、训练水准而设置”。

实际操作中，指定赛又分为“明指”“暗指”。

了解田小明和江苏弘腾的知情人士透露，江苏弘腾比赛中涉及的“明指”是，在比赛前一天，鸽主见过信鸽后，笃定自己的某只鸽子能赢，并为此支付一定的指定金额。第一关比赛结束后，基本就没人再指定了。

每年3月左右，鸽主会将幼鸽送到寄养棚；比赛则一般在10月开始，11月结束。 “暗指”的时间一般在7月至9月。

此时，信鸽尚未成熟到可以参加比赛的程度，鸽主可以指定自己的某只信鸽能赢，并支付指定费用。诸多信鸽爱好者表示，“暗指”很多时候就是出于对鸽子血统和教练的信任。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田小明在比赛前，并未向扬州市信鸽协会报备“明指”“暗指”。

多名业内受访人士均表示，一般情况下，参赛信鸽“不接受第三方指定”，即只有鸽主能指定，且只能指定自己的信鸽。但在江苏弘腾比赛的相关章程中，南方周末记者均未发现相关规定。

知情人士透露，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指控田小明涉嫌以举办信鸽比赛的名义开设赌场，组织鸽主和其他人员进行指定赛的赌博活动。

鄂厚荣表示，自己的棚里“肯定没有”他人指定的情况存在。不过，该说法并无其他证据支持。张福龙亦表示，如果外人来指定鸽子，俱乐部也是不会同意的，“这个就涉嫌赌博了”。

张福龙说，为了确保鸽主指定的都是自己的信鸽，在发足环时，俱乐部就会登记每个足环的购买者。此后，这份名单也会成为指定的依据。

实际操作中，指定者的身份是易于核实的。难以明确的，是指定金额的来源。多名受访人士均表示，倘若鸽主联合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指定，俱乐部甚至信鸽协会，都难以核实相关情况。

“也就是说暗箱操作，俱乐部也不知道。”张福龙说，俱乐部只认鸽子和鸽主，比赛结束后，奖金也都发给鸽主，至于他们再怎么处理，俱乐部不知道，也管不了。“你押得多，你赢得多，你也可能输得多。鸽子不好，你可以不押，就5000元‘裸飞’（只支付足环费）。”

指定费产生了一个新的奖金池，俱乐部也将从中抽取10%作为自己的利润。前述知情人士透露，2020年和2021年，江苏弘腾分别收到的“暗指”金额约为4000万元和5000万元。据此计算，在两届比赛中，江苏弘腾靠“暗指”获得的利润约900万元。

如何监管“指定赛”中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

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一份情况说明中，表示，对扬州飞翔鸽业经营业务中所涉及的“组织和策划信鸽赛事活动”等，由相关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审批、审核，“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作监管”。

2022年4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7年年底，信鸽协会已经脱钩管理，了解相关事宜可以直接联系中国信鸽协会。

在前述中鸽协副会长看来，信鸽项目和竞赛属于体育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 ，“合法性毋容置疑”，在某一体育竞赛中具体设立奖金的做法是办赛单位个体行为，设奖的具体做法是否合法，要看其设奖内容与开展活动的内容是否同一。

“弘腾事件”发生后不久，2021年10月21日，中鸽协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杜绝违法违规办赛的通知》。

不同法院，不同判法

在办理江苏弘腾这起案件时，田小明的代理律师发现，这不是信鸽比赛第一次被指涉嫌赌博。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也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据媒体报道，2015年10月22日，在辽宁祺阳牧业赛鸽公棚举办的一场赛鸽竞技比赛中，丹东市警方出动300余名警力，带走现场119名人员，冻结涉案资金600余万元。丹东警方称，这些人涉嫌聚众赌博。2016年8月19日，辽宁祺阳赛鸽公棚发布公告称， 丹东市振兴区法院已认定为赌博。

认定赛鸽为赌博的还有北京顺义法院和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法院。

2020年，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在 毕某赌博一审刑事判决书 中认定，信鸽比赛是以一定的偶然因素为依据，来确定财务输赢结果的活动，参赛人员所能获得的奖金“远远超过正常的文娱活动的界限”。因此，赛事组织者毕某举办的信鸽比赛属于赌博活动，毕某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

2020年，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判决中亦认定，该信鸽比赛“在规程之外设置指定和暗插奖项并以押注方式收取费用分配奖金，违反有关规定，具有赌博性质”。

但在另一些判决或裁定中，信鸽比赛被认为是体育运动。

2018年，苏州中院对《廖某与某信鸽协会合同纠纷上诉案》作出的民事裁定书中认定，信鸽比赛属于体育运动的范畴，涉案竞赛中设有名次、奖金及奖杯，“该竞赛的性质应认定为竞技比赛”。

更早之前，武汉江汉区法院在2015年作出的一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对于辩护人还提出的赛鸽比赛具有赌博性质、被告人应定性为赌博罪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作为法学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倾向从资金来源来判断是否构成赌博，“如果比赛的奖金来源于捐赠或者主办方自有资金，设定比赛的奖励或者奖金，这都没问题。但目前他们的奖金都来源于其他参赛的人，参赛的人都有获得奖金的可能性，这就符合聚众赌博客观的构成要件了。”

关于赌博还是竞技比赛的争论，也引起了地方主管部门的关注。

江苏弘腾涉赌事件发生后，2022年2月底，连云港信鸽协会、连云港市公安局和连云港市检察院组织了一场讨论，连云港信鸽协会会长孙习端参加。出席会议的还有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连云港市检察院公诉处的工作人员。

孙习端回忆，讨论的结果是，信鸽比赛是一个体育活动，行业有自己的规章规定，如果没有按照行业规章规定来，那只是一个违规违章的问题。

“但如果在比赛中，出现了会员以外的人，参加这个活动了，并且赛事组织者也允许他参加了。那么达到一定的金额，组织者就是开设赌场罪，参赛人员就是聚众赌博。”孙习端补充。

至此，问题又绕到“倘若鸽主暗箱操作，信鸽协会和俱乐部都难以核实相关情况”的困难上。

在西南某省信鸽协会会长看来，这需要行业不断出台政策来规范比赛。“我不否认信鸽行业肯定有一些问题，但是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规范不断地完善的，不是说它解决不了，总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周春霞了解到，2022年2月底，扬州市内公安局江都分局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将案子移交给了江都区检察院；但3月初，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4月初，江都分局提交了补充侦查的材料后，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2022年4月25日，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案件“还没有明确的定性”。

田小明及工作人员被带走后，第二届“四关鸽王赛”终止了。江苏弘腾在中信网上最近一次的更新，停留在2021年10月18日，那是两篇介绍在第二届“四关鸽王赛”第一关中获得前十名信鸽的文章。

获得第一关冠军的，是一羽足环编号为53657的灰色信鸽，它也成了第二届“四关鸽王赛”中唯一的冠军。